本篇文章2298字，读完约6分钟

凯勒·雷德格雷夫顺着大道来到了领袖广场。

广场上因为近期实行的新电力条例已经早早熄掉了所有路灯，只剩下了从底部照向伟大领袖雕像的强光灯，使雕像的面部在凯勒的角度看起来扭曲不堪。

一道闪电划过天际，照亮了广场剩下的部分。

一排排的人，不分男女老幼，整齐地站在领袖广场两侧，空洞的目光跟随着凯勒的脚步，就像等待操控的人偶一般。

他们终于还是这么做了，凯勒如此想着，脚下的步伐快了起来。

这从来就不是凯勒想要的，但看起来他已经没有选择了。

凯勒下定了决心，踏入矗立前方的内政部大楼。

《Beholder 2》美术概念图

 

下一幕，凯勒的身体飞出了大楼顶层，笔直地坠落而下...

 

上面的这段小故事来自于《旁观者2》的开头，凯勒·雷德格雷夫的命运已经注定，而玩家在游戏中将会扮演他的儿子，伊凡·雷德格雷夫，接触这个国家的心脏——内政部政务大楼，看尽这个极权社会下的众生百态。

 

这里我希望能通过这款游戏，讲一讲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概念，也许在看完这篇文章后再去游玩类似题材的游戏时就会多一些沉浸感和游戏体验。

 

 乌托邦——进步与正义的人类赞歌

 

乌托邦的基本思想来源于一种对人类进步及创造正义和平世界的能力的信念。这样的信念源于古希腊及古罗马的思想，以及基督教所提倡的救世主观念。这样的思想观念假设人类会充分发展理性与爱的能力，因此理解这个世界，从而和同伴及自然共存，同时保持他们的个性及完整性。普遍的和平与正义是人类的目标，先知与皈依者们坚信再错误和罪恶得势之时，“末日审判”就会降临，救世主就是这样一种信念的象征。

 

人类终将完全发挥自己的潜能，找到一种完美的状态。基督徒们坚信着这些，并将其转变为超越历史、纯粹精神层面的概念，但并未放弃其与道德规范及政治间的联系。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家强调，尽管“地上天国”不可能在当世实现，但社会秩序必须要符合并实现基督教的精神原则。基督教在宗教改革前后都在使用急躁，积极，甚至于革命的方式不断强调着这样的理念。伴随着中世纪的结束，人类的感官和信念，已经不再只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更加完美的社会，这样的观念开始以新的力量和形式出现。

 

这种全新的力量与形式之中，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就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新型写作方式，其中首次使用这种方式的就是托马斯·莫尔的著作《乌托邦》，这个名字同样适用于其他所有的同类作品。

 

托马斯在《乌托邦》中对他所处的社会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同时构建了另一个社会图景，尽管它并不是十分完美，但这个设想解决的大部分同时代看起来无法解决的人类问题。与先知们的预言不同，这样的社会形态符合人类更深层次的需求，是一种带有希望的愿景。

对人类潜力和进步充满信心的美好愿景

 

反乌托邦——支离破碎的乌托邦幻想

 

 

乌托邦题材所代表的理念一直持续到了19世纪，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在作品中清晰表达了对人类个体及社会完整性的美好愿景。

 

这样的愿景持续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战表面上给人带来了为民主与和平而战的假象，但实际上数百万人都死在了欧洲列强的野心之下。这样的一系列事件摧毁了西方社会对人类充满希望的传统，并且逐渐转化为另一种绝望的情绪。

 

一战仅仅是一个开端，同类性质的事件在这个时代中仍在不断发生，终于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的参战国都丧失了一些一战中尚存的道德考量：民众屠杀，化学实验，原子弹等一系列的事件终于成为了人尽皆知的历史，而现有且比例仍在增加的热核武器更是有着将人类文明从地球上抹去的能力。

 

然而大部分人都不会意识到这种威胁和绝望的境地，一些人坚信因现代战争所具有的强大毁灭性所以它不会发生；另一些人则认为即使数以千万计的人在核战争中死去，剩下的人们一样能够在克服震惊后继续生活。

 

乔治·奥威尔的《1984》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版的，它展现了弥漫在我们所在的时代的一种新的绝望情绪，并在彻底控制住人们意识之前揭示了出来。工业时代早期，实际上人们尚未解决温饱问题，他们活在一个为了经济效益而实行奴隶制、发动战争和充满资本剥削的世界里，仅仅将新的科学应用到技术与生产上——尽管如此，但现代化的起始中，人们还是充满了希望。

 

400年后，所有的愿望都能够实现，人类能够为每个人生产足够的物品，技术的进步能带给比征服领土更多的财富，战争不再成为必要，世界正在变得统一——就在所有人都认为希望将实现的时候，发现面前其实是一片虚无。

 

社会被完全官僚化，人只是一个数字，失去了所有的个性。这不仅仅是恐惧能够达成的效果，联合意识形态，心理操纵乃至记忆清除和洗脑都能够达成这样的结果。当然，最为可怕的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这样摧毁和抹除人性的行为，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旁观者——疑问，警醒以及更多的思考

 

几乎所有的反乌托邦题材作品，都会提出一个相似的问题，它可能是哲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甚至宗教的问题：

 

“人类是否可以这样转变：忘记自由的渴望、尊严、完整性、爱——或者说，人类是否可以忘记他是一个人？人类本性是否有一种推动力，可以对违背这些人类基本需求的事件作出反应，然后努力使一个野蛮无人性的社会变成有人性的社会？”

 

在反乌托邦题材的作品中，尽管人性在被不断地践踏，但这不代表作者们不认同人性的存在。

 

他们相信人性的存在，相信有一种对人类而言必不可少的品质，然而正是因为这种可以通过一切手段去追寻的思想充满了力量和强度，所以它们必须被摧毁。

 

带着对反乌托邦社会形态的疑问，抱着对现代社会下真实事件的警觉，进入《Beholder 2》的世界中，有些事情你也许无法阻止，但在这样的心态下，以一名旁观者进行游玩，了解伊凡·雷德格雷夫的故事，你必定会感受到这款游戏的真正魅力。